从1921年到1932年，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了十余年，其间创办了地下印刷厂，因险恶形势，印刷厂前后搬迁了二十余次，相继出版了《向导》《布尔塞维克》（即布尔什维克）《红旗》等报刊和多本理论著作。这些书籍报刊犹如一柄柄火炬，将党的理论和主张传播到大江南北，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。而秘密印刷厂的传奇经历，也为近代上海印刷出版事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 ■ 毛泽民

■ 《红旗周报》一期伪装成《平民》

 ■ 《红旗周报》第30期伪装成《光明之路》

■ 《红旗周报》第23期伪装成《时时周报》

  ■ 上海书店旧址

  ■ 新昌里99号，现在被命名为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

■ 钱之光及其主持印刷过的部分刊物

绝对忠诚的人

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钱之光回忆，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，因为隆隆的机器声很容易引起怀疑，一旦遭反动军警搜查，笨重的机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难转移或隐藏，所以秘密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存留较长时间。1925年，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办印刷厂，直到1932年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，该厂多次遇险，但总是逢凶化吉，创造了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奇迹。

1923年中共三大结束后，中央局从广州迁至上海，为了扩大宣传，中共中央决定派罗章龙、徐白民、恽代英等组成出版委员会。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，革命高潮迭起，中共中央急需自己的印刷场所，出版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办地下印刷所，专门印刷秘密刊物和内部文件。

经过努力，地下党员倪忧天等人租下上海北火车站附近香山路（今象山路）一幢带有边厢房的石库门房子，办起第一家地下印刷所——国华印刷所，印刷设备只有一部对开机、一部脚踏圆盘机、一副老五号宋体的铜模和三四号字头的铅字等。为防不测，倪忧天在房外特意挂上“崇文堂印务局”招牌并对外营业，以便把国华印刷所伪装成崇文堂的加工场。

同年9月，党员沈选庭送校样时意外受到外国巡捕“抄靶子”（搜身），稿件校样遗失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国华印刷所不得不紧急转移别处。

1925年冬，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，主持印刷厂工作。他化名杨杰，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，印行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。为了扩大印刷事业，必须招募一批员工，但这项工作十分特殊，需要素质极高且无比忠诚的人才能胜任。

为此，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，挑选可靠的人员当印刷厂工人。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、毛远耀等人去沪，配合毛泽民工作。当时，担任上海书店经理的徐白民负责发行党的公开和半公开进步书刊，毛泽民则是党中央革命书刊秘密印刷发行的负责人，形成了“印刷、发行双翼齐飞”的良好局面。

由于环境恶劣，1925年至1926年，中共上海印刷所合计搬了六次家，中兴路西会文路、闸北青云路青云桥、租界泥城桥鸿祥里以及新闸路新康里都留下了它的足迹。即便如此，地下印刷厂仍然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，它先后承印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，如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《中国工人》《新青年》及其他一些临时性秘密文件，又承印了全国各大进步书店发行的马列主义书刊，把革命思想播撒到民众中去。

充满智慧的“伪装封面”

1927年春夏之交，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，中共报刊出版工作几乎陷于停顿，毛泽民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。为了重建党的宣传阵地，中央常委会于10月22日通过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决议，定名《布尔塞维克》，由瞿秋白、罗亦农、邓中夏、王若飞、郑超麟等组成编委会，编辑部就设在上海亨昌路418号（今愚园路亨昌里）。11月初，党中央急调毛泽民回沪，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。

毛泽民首先在派克路秘密创立协盛印刷所，这是当时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，发行党内刊物《中央通讯》和党中央理论刊物《布尔塞维克》等。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”，为了应对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密探的严密搜捕，毛泽民和印刷厂的战友们随机应变，巧妙地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各种伪装封面，如《中国文化史》《中国古史考》《平民》等，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《中央半月刊》做封面，这些“红色伪装书”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毅卓绝的斗争智慧，是共产党宣传史上的光辉篇章。

1928年12月，印刷所遇到开办以来最大的危险。巡捕房密探顺藤摸瓜，找到印刷所的位置，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间屋子里，又在一家旅馆里扣住毛泽民。得知毛泽民被捕后，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，幸好当时毛泽民的身份没有暴露，最终交了800银元的罚款，化解了这场危机。

1929年，毛泽民奉命前往天津重组地下印刷厂。上海的秘密印刷厂暂停运营。直到1931年初，中央派遣毛泽民回沪，与瞿云白、钱之光等人续办印刷厂。经过一番辗转，印刷厂落户到齐物浦路元兴里（今安国路口）的两幢楼房，印刷厂对外宣称是两家，一边是秘密印刷厂，一边是一家绸布庄，其实是以开设绸布庄作为掩护。

在白色恐怖下，转移印刷厂是很不容易的事，每次转移时，要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，放到党的地下转运站里寄存，再搬到新的地方，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，才能搬到目的地。搬迁时，还得把印刷机拆散装箱，外面用草绳缠好，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，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样，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。

1931年，毛泽民调回上海负责印刷工作期间，他向党组织请求后，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，终于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护送到上海寄养。

绸布庄里的红色秘密

齐物浦路元兴里（今安国路口）的两幢楼房，房子紧紧挨在一起，分上下两层，门牌号是146-148号。印刷厂对外宣称是两家，一边是秘密印刷厂，一边是一家绸布庄，瞿云白负责印刷厂的对内工作，而钱之光改名为徐志先，表面上打理绸布庄，实则承担印刷厂的对外联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钱之光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家住在绸布庄，以夫妻店的形式，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，以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。绸布庄里装有电铃开关，电铃安在印刷间。当外面有人进店铺时，就会按下电铃开关，印刷间的人听到电铃响，就会停止印刷，以免被人听见印刷机的声音。如有突发情况，他们也会根据约定的电铃暗号，通知印刷间采取紧急措施。”

通常，印刷所需纸张都是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绸布庄，然后再送进印刷厂，印好的文件也是经过伪装后，再从绸布庄运出去。印刷厂里住着瞿云白夫妇，房间陈设完全是平常居家的模样，一进房门是个小天井，往里走依次是客堂、后堂和灶间，这其中后堂就是作为印刷车间使用的。要强调的是，所谓印刷厂，最值钱的机器居然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，即便如此简陋，大家还是克服重重困难，为党印制了不少文件和报刊。

没过多久，钱之光就发现有个叛徒在印刷厂附近的安国路菜场转悠，党组织决定马上转移。相关人员先分散到几家旅馆，由钱之光再寻落脚点，他很快看中梅白克路（今新昌路99号）一幢新式红砖三层楼房，房子外面有一道横拉开关的铁杆门，里面还是一道木板门，钱之光租到后，又加了一道铁栅栏，这三道门就如同三重保险，把印刷厂隐蔽得严严实实。现在，新昌路99号的建筑是唯一完好保存的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，现被列入上海市一级保护文物。

钱之光之所以看上这幢房子，是因为不远处是正在盖的国际饭店，机器声、打夯声、号子声整天不绝，加上这里靠近繁华的南京路，交通四通八达，进退十分方便。印刷厂搬过来后，规模越做越大，人员也多起来，国民党特务万万没想到共产党竟在自己眼皮底下摆开这么大的阵仗。

落户梅白克路的日子里，印刷厂添置了一台两相电动机，把脚踏印刷机改成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印刷厂大量翻印苏区的文件、文章，印制有关宣传形势、罢工斗争情况的传单，同时还曾印制《党的建设》《红旗周报》《布尔塞维克》《实话》等刊物。

地下印刷厂的平静岁月总是短暂的。1931年4月，知晓大量党内秘密的顾顺章叛变投敌，国民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在上海滩展开大搜捕，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人及时通报，党中央提前采取了隐蔽、转移等措施，身份暴露的毛泽民也紧急转移到香港，印刷厂改由左觉农、钱之光等人领导。

纪律高于一切

印刷厂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坚持，严格的纪律是必不可少的。当时，相关人员按规定不能和家人通讯，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，不能随意上街，也不能参加集会、结社、游行等活动，目的就是为了更有利于隐蔽活动。当时还规定，外出执行任务要带自卫武器，所谓“自卫武器”，就是酒瓶、小铁器之类的东西，外出带着它们，一旦遇到叛徒和其他不测，可以用来抵挡一阵子。

1932年夏，印刷厂又搬到麦特赫斯脱路（今泰兴路）386号的三层楼房子里，这几乎是印刷厂待得最短的地方，原因是调试机器时，工作人员会到房子周围去测听机器声响，结果发现噪音很大，无法隐蔽。后来才得知，这幢房子是整体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很容易传声，钱之光等人想尽办法来隔音，但效果都不理想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放弃了这个地方。

下一个去处是武定路181弄12-14号的一幢西式洋房，房子质量很好，装饰也很讲究，况且印刷厂搬进豪宅，一般人不大会起疑心。可是印刷厂运转没几天，钱之光就发现新安排的交通员老是擅自行动，尤其是夜里常常外出，很晚才回来，不知道干些什么，让人很不放心。对地下工作者来说，擅自行动是绝对禁止的。为了避免意外，印刷厂不得不再度搬迁。

1932年冬，印刷厂搬到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。这段时期内，根据国内外形势以及苏区宣传需要，厂里印刷了党的文件和《红旗周报》《党的建设》《实话》《布尔塞维克》等机关刊物，还配合了上海工人斗争。1933年春夏之交，考虑到钱之光等人在上海时间较长，熟人太多，容易暴露，党组织将钱之光等人转移到中央苏区。

因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，1935年2月，地下印刷厂向外地转移，完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。